为了深度挖掘革命先驱廖乾吾的事迹，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于7月23日——26日前往武汉、九江、南昌等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城市，沿着先辈的足迹，进行了追踪采访。
7月23日，服务队首站来到了江西南昌，参观了南昌市中心的八一纪念馆，即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师生们参观了各个展馆，深入了解了参观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并瞻仰了革命先烈廖乾吾的塑像。随后，师生一行前往位于南昌市子固路的贺龙第二十军指挥部旧址，了解了廖乾吾作为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这里协助贺龙指挥起义的过程。
7月24日，师生一行来到九江市，首站到达甘棠湖，参观了解了对南昌起义的爆发起到重要作用的“甘棠湖密议”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当日下午，师生一行来到位于九江市解放军171医院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进行参观。
7月25日，师生一行达到武汉，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先后参观走访了武汉二七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故居和武汉革命博物馆。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们进一步深刻感受了浓厚的革命文化气息，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国家、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家国情怀和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附1：“甘棠湖密议”及南昌起义的相关背景
1927年，就在国共合作发起的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继续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为了达到独裁中国的目的，公然违背人民意志，背判了孙中山确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一时间，中华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很快从革命的失败中觉醒，认识到独立地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的宣言，遣责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宣布撤出在国民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决心领导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下去，并确定从我党已经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入手，开始酝酿组织武装起义的工作。当时，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其中有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以铁军独立团为主要成员的第4军第25师，还有共产党员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1927年7月2O日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一批党的重要领导人到达九江召开会议，会议统一了对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认识，抛弃了对他的幻想，一致认为张发奎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应该尽快脱离张发奎，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联合贺龙准备在南昌发动起义，会议决定在7月28日举行起义。就在中国共产党准备于南昌起义的同时，国民党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亲自督促下，张发奎也准备在第二方面军开始清理共产党的行动。并且密谋在庐山召开一个高级军官会议，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前往开会，乘机解除贺龙、叶挺二人的军权，同时用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的部队。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秘密共产党员叶剑英同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后，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找到了叶挺，二人商定立即通知贺龙、第4军政治部主住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九江市区南部的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商量对策。趁着夜色，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吾、高语罕五人登上一艘不大引人注意的小船，打扮成游湖的客人，而后将小船划到湖心。五人经过短时间的商讨，识破了汪精卫与张发奎的阴谋，决定赶在他们动手之前发动南昌暴动。五人这次秘密碰头，避免了南昌起义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史称“甘棠湖密议”。
1927年7月中旬，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进驻九江，指挥部就设在圣约翰中学的这座西式两层楼房内。云集九江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次在这里召开研究和部署南昌起义的重要会议。作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廖乾吾参与了会议。7月26日，叶挺率部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奔赴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部分资料来自网络）
附2：廖乾吾同志早期在武汉参加革命斗争的资料
廖乾吾当年在熊晋槐家任教的三年，是他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折的三年。任教期间，除授课外，他频频外出，广泛接触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较长时间的学习与思索，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
华民族。1921年8月，经共产党人包惠僧、李汉俊的介绍，廖乾吾同施洋等人参加了武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2年，二哥廖定三在川东被反动军阀袁祖铭杀害。廖乾吾闻讯后，痛心疾首，泣不成声。他决心继承兄长未竟之志，矢志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作斗争，拯救水深火热中的同胞。在熊家，他一边教书，一边在熊辑武主办的民营报纸《武汉通报》办报，并利用教学之余深入到工人、店员、学生中宣传、采访、写稿，从事组织活动，常常是忙得彻夜不归。也就是在这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2月初，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因遭到吴佩孚派军警强行制止，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廖乾吾参与了项英、陈潭秋、施洋、许白昊、李之龙等人领导的江岸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二七”惨案的当天下午，项英、廖乾吾在军阀疯狂的血腥屠杀中侥幸逃出，躲藏在武昌江边附近的一个鸦片馆里，直到天色漆黑才返回到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的熊晋槐家中。他们在这里建立了铁路工会秘密联络处，和张国煮、林育南等一起紧急调查工人死难、被捕情况，组织救济抚恤林祥谦等死难烈士的家属，营救被捕工友，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并向全国舆论界披露事件的真相，控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
11月20日，湖北全省国民外交协会成立,3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其中，包惠僧代表江汉协会，刘伯垂代表律师协会，许鸿、何恐代表武汉学生联合会,廖
乾吾代表武汉通报社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督促政府收回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大连湾、旅顺口等8项要求。
根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必须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改组其组织，没有组织的地方我党为之创设”的指示精神，廖乾吾与项 英、刘伯垂等人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的筹建工作，廖乾吾任筹备处副主任。出于工作需要，这时廖乾吾辞去了家教工作，成为了一个职业的革命者，移住清芬二马路。
1924年1月，廖乾吾与刘伯垂、李立三等11人以汉口特别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会后，廖乾吾回到武汉，积极协助林伯渠组建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在部长张知本未到职的情况下，代理宣传部长工作。3月中旬，他和刘伯垂、李立三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信，严词弹劾国民党右派覃振派回汉口的雷大同、郭聘伯反对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受到这些极右分子的攻讦。
同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武汉地委，设立汉口、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汉口执委会由包惠僧任委员长。包惠僧、许白昊、项英、刘伯垂、廖乾吾为委员，辖6个党小组。党的机关设在汉口德润里23号2楼的5间房子里。包惠僧与其妻夏松云，许白昊与其妻秦怡君以及项英、廖乾吾住在这里。对外俨然为一个大家庭。大门口还挂有“湖南布庄”的招牌。在外人眼里，已留有较长胡须、背微驼、外貌显得苍老的廖乾吾，算作是秦怡君的“父亲”。人们常看到父亲教儿女们念书。实际上，他们白天一般在“家”里开会或学习，晚上分头外出工作。
5月13日，一个被敌人抓捕过的工人周天元突然造访执委秘密机关，引起包惠僧的警觉，他提议“马上找房子搬家，先把重要文件送走。”廖乾吾同意包惠僧的建议，并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一些重要同志迅速离开此处，将秦怡君和厨师留下，立即毁掉一切文件。5月13日下午2时许，由于工贼告密，执委机关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搜查。适逢包惠僧去沪开会，廖乾吾、项英外出工作，许白昊和工人杨德甫等先后被捕，夏松云、夏之栩、秦怡君等女同志被软禁在房间里。约5时许，廖乾吾返回，当走到离机关不远的巷口买烟时，烟商无意说到23号被查封，觉察有变的廖乾吾机警地拔腿就走，即被守候在不远处的便衣侦探窥见，急步追来。眼看难以脱身，廖乾吾索性向铁路方向跑去。一个便衣穷追不舍，距离愈来愈近，廖乾吾急中生智，闪身躲入路边一隐蔽的角落里，待侦探出现，廖乾吾冷不丁猛然跃出，飞起一脚，向对方横踢过去，将猝不及防的侦探踢倒在地。廖乾吾穿过铁路，恰好一列飞驰而过的列车将敌人拦在了铁路里侧。廖乾吾脱险后，立即赶到兰陵路孙武家，得知刘伯垂律师事务所也被查抄，刘亦遭逮捕，便不顾自身安危，设法通知相关同志转移。由于包、项、廖均在反动当局明令通缉之列，各大新闻媒体也刊登了他们3人“在逃”的消息，廖乾吾等人无法再在武汉立足，经党中央决定，离汉到沪。
5月19日,陈独秀、毛泽东等同志联名签署了中共中央第十四号通告，就汉口“五一三”事件，望各地即速表示抗议。5月31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为京汉同志被捕敬告民众书》，强烈抗议反动军阀的罪行。廖乾吾乔装打扮，乘小轮顺江而下，不几日到达上海。旋即被中央派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改做军事工作。此时的孙中山先生正在筹建一支团级编制的大本营航空局铁甲车队，经广 东区委推荐，廖乾吾被任命为铁甲车队政治部主任（上校军衔），队长卢振柳，政治教官包惠僧，军事顾问为苏联红军军官罗嘉觉夫。从此廖乾吾改行从戎，开始了革命军队的政治生涯。（部分资料来自网络）
（撰稿： 杨彩艺 邹棠华 摄影：杨澍凡 发布：沈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