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学院，我的精神圣母
◎ 吴建华
考入安康师专是1980年秋天，我上的是首届中文班，余海章老师任班辅导员。他的口头禅是“发财不在乎一坨银子”，言下之意是该干啥就干啥，立即行动，不要贪磨少许时间。
的确，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适逢全社会都在进行“人生观”大讨论，班里有不少同学是往届生，尽管年龄与水平差距较大，但全都卯足了重构人生理想的力气。面对一场电影，一张报纸，一部小说，都会展开激烈的大讨论与大辩论，老师参与，校长有时也旁听，从《蒲公英》到《芨芨草》，诗歌、散文、小说与杂谈，钢笔写，毛笔画，王瑛、屈善施、刘怀宝、李本善、朱浩、王链、王云安、赵桃、崔世荣、赵波、鲍贻勇、杨海波、李东照、孙伟、罗悦平、罗新军、高善怀、余辉林、晏小平等等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佼佼者。自创自办，贴在木制的专栏板里，嘿，那个喜悦不亚于过了一场场大事。所以，顽强拼搏，振兴中华，成为八十年代青年的崇高理想。大家因之把时间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余海章老师的口头禅当然是善意的，他希望我们整齐了再整齐，好了再好。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到安中操场上八圈跑步（学校没有自己的操场），十个引体向上，三十个俯卧撑，回到宿舍，一盆热水从头洗到脚，然后跑步去露天饭堂打饭，开始一天中的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中午午休，我睡五分钟就够了，夜里经常熬到十二点。学校十点熄灯，我常常在十点半以后回到宿舍，舍友有了意见，有人插紧了房门，我就到隔壁宿舍去睡下了。有一回我硬性敲开了门，他们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嘴里不说，心里挺火，拿起枕头底下的日记本，借着头顶射来的路灯之光（我睡在架子床的上层，床头顶着门头上的窗户），奋笔写道：“我相信，若干年后我睡的这张蓝色的简易双层架子床，会被藏进金州历史博物馆；因为这张床上曾经睡过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童年放过牛，饿过饭，受过辱，及长打过铁，练过气功。他什么都经过，什么都不怕。到那时候，安康师专校园的绿色长廊里雕塑着吴建华的汉白玉像，其旁精美地镌刻着他的警世名言。”以后的晚上我按时上床，对着窗外那一抹幽暗的走廊灯光，读过许多书，写过许多伤感而狂妄的日记。
有一天，我做值日生，打扫卫生时，从床下扫出一个纸片，上面写：“我见不得泡沫冲天地洗衣服，我见不得将吃不完的白膜扔进垃圾桶，我见不得富人歪着头对穷人喊，干嘛干嘛？我每天半夜都要跪在床上向白发的老母请罪，是她为我的上学熬硝而被火药把双眼炸瞎。我不理她，我不理她，我从不与她说话，但我爱她，爱得梦幻交加！”
我猜想最后面的这个“她”一定是他心中的恋人，他在思念母亲之后，想到他的恋人，这是青春的象征和生命的希望。纸片我没有保存，但纸片上的内容我至今历历在目。一看字迹就知道是那位同学写的，他生一双圆溜溜黑嘟嘟的眼睛，但眉宇间有一种无法更改的忧伤与愁绪，他总披着三七开的长发，整个冬天就穿一件黄大袄，常年穿着一双解放鞋。很像那时我的行头，但我比他开朗了许多。我从此就暗暗地观察他，发现他每天比我睡得还晚起得还早，但他很少跟我说话，也很少跟其他同学交流，可我相信他卯足的心力，足以改变一个世界。所以若干年后，我打听他的消息时，听到的却是他已神经错乱，我在伤感之余，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他是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个时代的殉难者。那时候考上大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乡里乡外为之庆贺的大喜事。但是真的上了大学，挑战与冲突的东西太多，城与乡、贫与富、贵与贱、男与女、优与劣、爱与恨，像一张张网把人的心头笼罩着；像一条条河，将人的头脑冲刷着。所以，在我看来，正常的人都应上大学，否侧就难以提升与成熟。
我们当时的学制只有两年，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三年的专科课程。整个学校像个乡间的打麦场，要在两天完成三天的脱粒与收藏。学生们像是拉车的，老师们像是驾辕的，那个热火朝天，不为别的，只为全社会的教师紧缺，需要节约时间，速成上岗。由于教育教学任务紧迫，安康师专从校长到教师再到普通员工，那种新鲜与忙碌，那种朝气与活力，那种教风与学风，令人终生难忘。我们的写作老师管兴武，他是我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1980年秋我与他同时走近师专校园。由于他要备课，就带我提前入校，与他同住安中院内用竹席裹顶的一间办公室，进门处就是他的书桌和书架，往里面走就是他的木板床铺，铺前空地上放着脸盆，肥皂，洗衣粉，还有纸箱和两个提兜。我夜里与管老师睡在同一张床上，他晚晚备课到深夜，我感觉他饿了，因为我也饿了，那一刻，房子里显得格外凄清，灯光也变得十分生硬，每在这时候，管老师从提兜里摸出一些他爱人从神河捎带的好吃的东西，让我一起解饥。管老师不吸烟，不饮酒，言谈举止十分讲究仪表。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都给我布置读书任务，有空就让我谈读书感想。开学以后，我常常去他办公室请教写作，我看见他书桌上批阅的作文不比中学少，最主要的是他对此要求的更高更严，每一位同学的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有他的点睛批语或击中要害的指教。有时候，他会托我去分别叫来许多同学，在他办公室里面批面改。管老师善于同大家谈心，从生活到写作，从人生到文学，从做人与作文，几乎无话不谈。因之，我们班里后来的写作人才相当丰富，我至今的钢笔字都与管老师的字体相仿，我仅有的一点散文创作功底，也是从管老师那里学来的。尽管他在十多年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他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就连昨夜我开始构想这篇短文时，也不知不觉随梦去了他的老家蓝田县，匍匐在他的坟前烧纸！
现在掐指算来，我离开母校已经有27年了。27年来母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前只有两排低矮简易的教室不见了，我们天天走过教室门前泥泞的场地不见了，像个小作坊的校园逐年扩大到了十倍或二十倍，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是不断有好消息传来，原先的科制变成了系制，再后来就是把师专变成了学院，气势恢弘的教学楼，花园一样的校园，无不凝聚着“笃学、尚行、励志、创新”的执着校训。一连几年安康市政协会议的大会报告就是在母校的礼堂里听完的。我曾借休会的空间，在此凭栏远望，我看见学校自己的操场那么大，花坛与水池间的绿树生的那么茂盛，干净整洁的校园，不断有着即将开学而熙来攘往的同学身影，可我连一个也不认识，他们自然也不认识我，彼此间隔着岁月的红墙，已是相当陌生。我虚上眼睛回忆着已经去世的管兴武老师、孙国祥老师、王仁法老师，还有那些不知去向而依然健在的老师们，以及那些自从毕业就天各一方而再也不曾见面的同学们，不觉心生寂寞，惆怅难耐。
我忽然感觉母校是一列火车，不断有人上去，也不断有人下来，可她永远年轻，奋进不已。尽管前人不知后人事，但后人应知前人情。所以我乐于写以上的文字，记述我的此番感受：我是她调皮而苦涩的学子，我在她的怀抱里快乐而疼痛地成长过。
准确地说，我毕业后只回母校看望过管兴武、李钦业、姚维荣、吴光坤和余海章等老师以及几位留校的同学；不是我不想常回去看看，而是自卑，母校曾经给过我那么大的志向，使我几经将牙齿咬得滴血，发誓，今生今世不干出令自己满意的事业来，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慢慢开始追求平庸、平淡与平静，令我佩服的人和令我佩服的事，不光愈来愈多，而且令我瞧不起的人和瞧不起的事也正在愈来愈少。心情总在平和中打发许多并不平和的日子。
思念母校的时候，我就独自上网。浏览母校的网页，关注母校教师承担省政府“13115”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全国教育科研及规划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秦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汉水文化研究基地”、“教育研究中心”、“电子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科技研发中心”、“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等多个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学术问题。
我这些年，自从发现了旬阳太极城，就一心向里，算不上研究，但迷得太很，从太极、太极图与太极城文化中一脉走过来，脚步丛密，不可自拔。每在迷茫中，我就默念“笃学、尚行、砺志、创新”的精神指南。特别是“尚行”，我需要尽快把旬阳太极哲学城基地建设起来，组织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之“创新”。泱泱中华民族的太极图式，以其无与伦比的伟大姿态，天然而绝妙地摆放在安康的土地上，我们没有权利放弃，更没有理由拒绝，她一经被发现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共有的团结与智慧的象征。如同我心目中的安康学院，一旦走进，就永远成交。作为精神圣母，她不光是安康市的最高学府，她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男男女女学子们的灵魂息居和生命情结。我们同样没有权利放弃，更没有理由拒绝。她，仍然是我们共有的团结与智慧的核心。
安康学院，我的精神圣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