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
在陕西做了十年公务员，在上海做了十年小说家，如今又回陕西做起了教授。想想也很好玩，虽说是副的，但从未听人叫我副教授。我自己没上过大学，自然不知道教授是怎样当的，不知道书是怎样教的。回想几年前，我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写作史志性报告文学《辞海纪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时，采访了不少编纂《辞海》的大学问家，除两院院士谈家桢先生外，其他一批博导的学历都不高，这倒给我增添了不少自信。它使我明白了，教授并不全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在这之前，教授听过我的课，大学生也听过我的课，但都是即兴演讲，讲完走人。毁我者，誉我者，我都不得而知。可如今，要真正以职业者的姿态走上大学讲坛，心里还是有点惶然，怀疑能否担当此任。
安康学院为我的加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传媒也进行了集中报道，心里很踏实。我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不可能另谋高就，这次回到老家，也许是平生最后一次选择，算是叶落归根，安居乐业了。哪怕是一次错误，我都非常珍惜。所以心里总在虔诚地盘算，如何才能把教授做好。
于是，我开始了学做教授，虚心向其他教授们学习。心态是顺理成章地调整过来了。进出校园，总会看到一群群的大学生，他们天真活泼，浑身阳光，让我非常羡慕。想当初，我在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高考落选者，带着几分羞惭顶替父亲参加了工作，于是发愤闭门苦读。这一读就是四年，自学完了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然后走上了创作道路。所以，当我在校园看到大学生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激荡的，也是复杂的，充满了现实和历史的双重意味。我总会用父辈的眼光打量、观察和欣赏他们，我觉得他们比我幸运，也比我幸福。在我的眼里，他们是我的学生，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他们就活跃在我饱含深情和关爱的目光里。我甚至忽发奇想，假如我有这么大一群儿女，我该如何去管理和教育他们？
我毕竟做了十年的职业小说家，与“组织上”联系不多，没人管我，几乎完全处于自由飞翔的状态。平时可以很狂野，可以很放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无所顾忌的，出言吐气都是惊人的坦诚。可是现在，出于对教授职业的无限忠诚，我在一夜之间变得不苟言笑了。说话的时候要反复掂量，这话是教授应该说的话吗？它符合教授的身份吗？我感觉，师道尊严的遗训象一根无形的绳子，把我捆绑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模样。
到校不久，学校举行运动会，中文系的老师负责修改同学们写的广播稿。因为太阳大，女老师们怕晒黑了，我和她们就一齐躲进了体育场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改稿，并在那里接收各系学生送来的稿子。有一天，来了个外系的女生，拿着一叠稿子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口，不知道稿子该给谁。我打量了她一眼，真是很漂亮。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这孩子真好看！”岂知话一出口，这女生扭头就跑了。顿时引起了一阵轰笑。有个教授当即指出，老师这样夸奖学生，是不妥当的。我申辩说，我可是无意的啊，没有任何杂念的啊，就跟夸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他们说，这样也不好，一是会弄得学生不好意思，二是容易让人想到你只喜欢漂亮女生，不漂亮的怎么办？这些理由没能说服我，我怎么琢磨都想不通，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儿。我只是明白了一点，在学生面前，老师是不能随便说话的。
过了不久，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他叫了声“李老师”，我马上伸出手去，跟他握手。谁知他吓得直往后退，后来还是我抓住了他的手。他哆嗦着说：“老师，你还跟我握手啊！”有他这一失态，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你是谁？”他说了名字，说听过我的课。因为我讲课时是敞开大门的，来听课的有本校师生，也有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有时我就分不清他们的身份。但这个握手的小伙子是中文系的学生，我从他的口气中长了一些见识，老师一般是不和学生握手的，所以他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后来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老师到底该不该跟学生握手？如果可以握手，那么在校园里一定忙不过来。要握手的确实太多，而且没有必要。如果不可以和学生握手，那么在校外遇见点头而过是否有些生分？
我的身份第一是作家，其次才是教授。我在学校没有具体代课任务，只是举办文学创作讲座和创作辅导。中文系一千多学生，加上其他各系的文学爱好者，平时喜欢写作的学生有八百多人。我计算过，如果我一学期批阅学生的两次习作，就是一千多篇，这个任务就非常艰巨了。所以我只能从里面挑尖子生，择优而育，重点栽培。我从文学社选择了四五个文笔较好的。令人费解的是，写作尖子竟然全是女生，文学社成了女生的天下。我本着爱岗敬业的精神，认真批改他们的作品，不仅要指出毛病，修正错误，还要指出为什么要这样改。改好了，还要推荐到报刊发表。对我来说，发表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鼓励方式。可学生就是学生，他们一个个很性急，写好了就想发表，有的还想出书。我对他们讲了，想出书当然是好事，但不能买书号出书。社会上买书号出书的遍地都是，只要有钱就能出。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出第一本书就走进这个行列。这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在校期间，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把笔写顺，让文气贯通，品尝写作的艰辛和快乐，而不是早早地赢得一个作家的空头虚名。
我十分地爱着我的学生，甚至把偏心用在学生身上。暑假前夕，我的一个上海朋友说，他想在陕西省安康市投资开创办一个贵族幼儿园，前期要做市场调查。他说他出钱，让我的学生来完成。我们在电话里讨价还价。我对他说，你是我朋友，让你给多了，我对不起我的朋友。给得太少了，我对不起我的学生。但学生都穷，还是你多给点，让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师做事不赖。朋友说一人给五百元。我说不行，天气太热了，孩子们在烈日下东奔西走也不容易，大约要一个月时间，你每人给八百元吧。对方同意了。实际上，我心里清楚，这事儿只需十来天的工作量。说白了，可以亏我的朋友（反正他也不在乎这点钱），但不能亏我的学生，学生是纯粹的消费者，挣一块钱都不容易。于是，我找了两个写作基础好的女生，让她们承担这项工作。她们家境都不太好，给她们一个创收的机会，也算我做了一件善事。我很快布置了任务，要求她们对市内所有幼儿园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拿出调查报告。如何获取第一手资料，由她们自己想办法。她们还算争气，很短时间就把市内26所幼儿园的全部资料弄清了。我帮她们分析了资料后，就进入了调查报告的写作阶段。没有电脑，我让她们用我的电脑。提纲不顺，我帮她们理清思路。谁知初稿拿来一看，结构问题和语言问题非常严重，我得逐字逐渐句地修改。我还没改好，她们就急着离开校园，要到外地去旅游，便把半拉子文章扔给了我。我是老师，我又能说什么呢？
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外省学生的短信，冷冰冰地告诉我他“手机换号，以后用新号联系”。我马上回复了，特别叮嘱他“暑假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安返校。”依照常情常理，这种温情嘱咐对于朋友还是熟人来讲，都要回复的，打上“谢谢”二字应该说是举手之劳吧，这也是一种起码的礼节。也许对于老师来讲，来自学生的“谢谢”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我也变得特别没出息，甚至期待着他的“谢谢”出现，但却一直没有等到。后来，我把这事对一个老师讲了，这位老师说：“有的学生就这样，老师给他做任何事他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我在感叹之余，想到了另一件事。我六岁的女儿总是理直气壮地让别人为她做事，那天她妈妈对她说，让别人做事时说个“请”字，毕了要说声“谢谢”，这是礼貌。我女儿当即反问道：你叫我吃饭时说“请”了吗？我吃完了你说“谢谢”了吗？我在旁边听着，哭笑不得。一个是大三学生，一个是六岁幼儿，为什么在礼貌方面他们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们的教育究竟在哪个环节上出了毛病呢？我好纳闷。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责怪学生的意思，毕竟他们年纪尚小，还处在成长期。毛病多很正常，并不影响他们的可爱。我当然能够宽容他们，理解他们，也喜欢他们，这也是我能够跟他们做朋友的原因。有时我也关心同学们背后对我的评价，他们说“李老师没架子”。很庆幸，目前还没人给我起外号，没人私下骂我，没人给我编顺口溜。有的同学还是比较信任我的，他们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苦恼，甚至失恋的事都跟我说，使我这个教授当得象爸爸，象大哥，又象朋友，心贴得很近，所以有时感到很温暖。但我不知道我这个教授应不应该这样当，是不是合格。从内心里讲，我是尽力了，我是问心无愧的。只是我有些怀疑学做教授的“学”法，可能有时并不一定要向教授学做教授，而是要向学生学做教授。因为从同学们身上可以找到我自己的种种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也应该永远是学生。
2006年8月1日写于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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